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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Proactive

姒玉明

二零零五年初春,住在美国宾州费城近郊的几家人,因着建立和谐家庭的需要,成立了自我教育的读书会,目的在于唤醒自我的意识,拓展思想的疆界,从内向外地改变自己。读书会发起人陈育松和张文平推荐的第一本书是,史蒂芬·柯维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by Stephen R. Covey)。我在读完前言、概要和第一个习惯后,就忍不住打电话给陈育松分享读后感。当时曾信心满满地认定我们是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甚至可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这本书不是在兜售所谓成功黄金法则、管理秘诀、领导宝典等速成战术或不二法门,而是着手于个人品格的培养和原则的坚持。在人际关系、企业管理、公司经营上,所谓的抄近路、走捷径,都会欲速则不达。要克服人们的浮躁心理,必须从内心深处掀起一场变革,进行一场思想大战、路线斗争。人只有先改变自己,才能最终影响别人或环境,到达治标也治本的目的。

柯维书里列举的第一个习惯是Be Proactive,就是平静、负责任、有建设性、变消极为积极的应对。它由四个要素构成──自我意识、想象力、良心和独立意志,是七个习惯里至关重要的一个。据作者所言,这一概念成型于某个假期在一本书里读到的这段话:在一个外来的刺激和由此而做出的反应之间,存在一个空间。在此空间中,有我们做出应对的权力。我们的成长和自由都体现在这样的应对之中。(Between stimulus and response there is a space. In that space is our power to choose our response. In our response lies our growth and our freedom.)这如同点金术一样的真知灼见,来自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神经学(Neurology)和精神医学(Psychiatrist)教授,维克多·弗兰克(Victor Frankl)著的《活出意义来》(Man's Search For Meaning)。

那是一本只有三、四万字的奇书,初版于一九四六年。迄今为止,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重印几十次,印数一千多万册。在一九九二年版的序言当中,维克多告诉读者。德国入侵奥地利不久,他就得到了移民美国的签证,双亲都为他能离开奥地利而高兴。但他却突然犹豫了。他想:“难道就这样撇下父母不管,让他们独自面对被送进集中营的命运吗?我的责任在哪里呢?我是否应该移民到那片肥沃的土地,养育我头脑中的孩子──《意义治疗法》的撰写?或者我应当尽孝子的义务,保护我的双亲呢?”他进退维谷,难以取舍,希望有从天堂来的暗示。

一天,他在他们家的桌上看到一块大理石碎片,问他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告诉他说:“纳粹烧毁了维也纳最大的礼拜堂,那个碎片是从雕有《十诫》的匾上掉下来的。”碎片上有一些金色的希伯来文字,他父亲说是《十诫》(参见《出埃及记》20:3-17)之一。弗兰克热切地问:“是(《十诫》)哪一条?”父亲回答:“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弗兰克当即决定,留在那片养育过自己的土地上陪伴父母,任随赴美的签证过期作废。

不久,像其他犹太人一样,弗兰克全家也被纳粹逮捕,送进了集中营。父母、妻子和哥哥都相继被夺去了生命,他是饱受摧残,渡尽劫波后的少数幸存者之一。在被剥夺了一切,“除了寒伧可笑的一身之外,别无余物可供丧失”的境况下,他居然有如此不同寻常的领悟:“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惟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应对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无法被剥夺。”(Everything can be taken from a man but one thing: the last of the human freedoms—to choose one's attitude in any given set of circumstances, to choose one's own way.)

就是说,人类终极的自由不受外部环境的左右,而取决于内在的意志和精神。他认为人活着,就要追寻生的意义;处患难,当找到受苦的价值;归西天,也要死得其所。一句话,就是要活出意义来。因此,即使赤身露体,独处囚室的时候,他不是被眼前的苦难所困扰,而是一边想着那才是把自己人生中学到的思维方式付诸实践的时机,一边憧憬着将来在讲坛上慷慨陈辞,侃侃而谈集中营心理学、意义治疗法;在命悬一线、生死未卜的时候,他和同胞们共勉,要让昔日的光辉照耀现今的黑暗;即使走向毒气室,仍然还有自由作出选择──究竟是怯弱、卑微、颓废地死去,还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选择后者,是因为相信亲人们在看着他,想象着他们在精神世界中对话,他要展现出生命的坚忍与尊贵,让所爱的人为自己的行为和选择而感到自豪和欣慰。

这种身临绝境,还能大彻大悟的思想境界,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令一些绝望无助的人获得自救的能力,从患难中解脱出来。书里记载了他出狱后怎样帮助一位遭遇丧偶之痛,到他诊所寻求帮助的老人。数十年间,老两口一直非常相爱,但老伴儿不幸两年前去世了。他无法面对现实,长期处在痛苦与绝望之中。弗兰克显然不能让他的老伴起死回生,但又有什么妙方能解除他的痛苦呢?

一天,当老人又神情沮丧地来到他的诊所时,弗兰克问他:“博士,假设是你在太太之前驾鹤西归,她会怎样?”“天啦,这对她来说,太可怕了。无法想像她将会如何面对。”老人脱口而出。弗兰克紧跟其后:“所以,博士,你现在所受的苦正是对她的解脱。确切地说,阁下目前经历的苦痛就是为纪念和救助她所必须付的代价。”弗兰克智慧的火花点燃了他的心灯,驱散了腹内的阴霾。老人顿时就豁然开朗,皱眉舒展,紧握弗兰克的手,一言未发,欣然离去。

这个简短的故事,明白无误地表明,自身的处境、心情和感受,都取决于内心抉择的结果。正是这种不可剥夺的、内在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满意义并有其目的,不由得令人掩卷沉思。许多时候,我们都像上面那位博士一样,缺乏思维转换的洞见。比如受到伤害的时候,往往会选择针锋相对、拔剑而起;遭遇失败、失业的时候,免不了怨天尤人、心怀不平。这些选择都不是Be Proactive,而是受制于人,被控于事,因为我们放弃了主动选择的自由与尊严,成了境遇的俘虏,而非自我的主人。回想自己走过的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得不承认,曾经所受的束缚不是专业、不是老板、不是制度、也不是文化,而是自己的群体意识、僵化的思维和狭隘的视野。要是没有观念的转换,不冲破思想的牢笼,就无法带来生命的改变。

为了更进一步帮助读者领略Be Proactive习惯的真髓,柯维还引用了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和圣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的名言。分别是:没有人能伤害你,除非你同意(No one can hurt you without your consent);除非拱手相让,他们无法夺走我们的自尊(They cannot take away our self-respect if we do not give it to them)。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如果觉得受到了伤害,那也是自己被动造成的。

弗兰克、埃莉诺·罗斯福、圣雄甘地等智者的金玉良言,让人看到善用人的自由意志,所带出来的截然不同的效果。如果弗兰克当初在集中营里选择聚众造反、暴动越狱,其结果可能是死得悲壮,或侥幸成功。然而,就算出了集中营,但无法逃出另一个更大的监狱──人类自身的思想、意念,尤其是那些从小就被灌输、强化、巩固的意识形态。一些记载说,有不少集中营的幸存者在被联军解救出狱后,因为不能面对失去家园和亲人的痛苦,而选择了轻生。可以认为,人能抗得过外界的压力,但不一定能胜得了内心的挣扎。如果圣雄甘地在强大的英国殖民统治下,选择了同仇敌忾、以暴制暴,就算以此取得了独立,但也可能为新的政权埋下仇恨与暴力的种子,等于是为自己的江山培养了掘墓人。因为他认为手段的不纯洁,必然导致目的的不纯洁。

对于崇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武装斗争哲学的人来说,他们的选择显然不易被接受,甚至可能被认为是妥协退让、愚昧之举、懦夫所为。然而,真正的勇士不是为打击对方,招致冤冤相报、代代操戈而战,而是为人心的改变同自己征战。他们用超凡的忍耐、良善、温柔、自律和理性,与人内心深处的苦毒、恼恨、怒气、嚷闹、毁谤、仇恨等作战。目的是要治服己心,做自己意志和灵魂的主人,既不屈服,也不退缩,用无畏的信心和灵性力量,以善胜恶,成为命运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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