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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革新

许知远



    每一个作家总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腔调,就像画家寻找色彩,或是音乐家寻求旋律一样。我期待能够寻找到一种独特的腔调来谈论自己的国家,神态超然却又充满温情。但是,在几次尝试之后,我的那种刻意的从容不迫总是不由自主的滑向了粗暴和刻薄。

    思维的浅陋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而有失精准;而语言的随意凌乱,又使我们更易于产生浅薄的思想。——乔治·奥威尔

    我发现自己正在失去幽默感。一年前,我读到了V.S.奈保尔的《印度:受伤的文明》,迅速陷入一种令人晕旋的折服感。在短短的200页内,他比任何人都更好的捕捉到印度的那种在历史的泥淖里不知如何进入新世界的感受,尖利的批评,隐藏在感伤优雅的叙述里,我一心渴望说出他那样的警句:“就像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带着婴儿时期的瞬间印象一样,我身上也一直存留着古老印度的梦幻记忆,它来自于延续至我童年时代的家庭仪规,它为我勾勒出一个已经全然消失的世界。”

    每一个作家总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腔调,就像画家寻找色彩,或是音乐家寻求旋律一样。我期待能够寻找到一种独特的腔调来谈论自己的国家,神态超然却又充满温情。但是,在几次尝试之后,我的那种刻意的从容不迫总是不由自主的滑向了粗暴和刻薄。

    我生活的国家,有太多令人愤怒和沮丧的东西。像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仅仅为了维持一份体面的日常生活,大多数人的精力与时间就被消耗殆尽。因为一份长久的专制遗产和文化束缚,我们的国民性格中也充满了令人不悦的一面。像印度这样的古老文明一样,今天的中国也是叠缩的历史,你可以轻易地在其中找出前现代的痕迹与后现代的碎片,这些拼贴在一起的碎片所造成的刺眼、刺耳的不和谐随处可见,泛起的沉渣经常是和新的时尚联系在一起,那种本质上的单调是以人们颂扬的多元化的面貌出现的。

    在这样环境中,一位作家既容易丧失立场,奋不顾身的加入某种狂欢之中,他掌握了符号工具,可以为语言泡沫增加新的色彩,为正在进行的现实生活赋予合法性,借此获取他所需要的社会承认;他也可能变得愤世嫉俗,他可以轻易的寻找到各种批评的目标,并为自己的声音的无力感而愤愤不平。

    中国社会是如此复杂,我给不出系统化的分析,当然也不相信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每一个行业的人都倾向于夸大自身的重要性,政治人物会说政治决策是核心,企业家会说是商业行为真正推动了社会进步,而一个知识分子会说,还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重要的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的声音会更响亮或更微弱。但是,社会的进步必须借助不同力量在各自方向上共同的努力,社会的不安与躁动,不是来自于落后,而是缘自与不同力量间的失衡,缘自于我们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念来衡量如此复杂的社会。

    语言是一个作家面对世界的主要工具,我怀疑我的写作总是不由自主的滑向极端情绪,多少与我整个少年时代的语言教育相关。这种语言教育的首要特征是它的暴力性和夸张性,因为所有的课目都带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它的价值观是被明确界定不容质疑的,所以,那些可能揭示真相的细节、逻辑感,经常被忽略,我们可以使用的词汇是如此之少,当描述人的笑容时,我们总是用“灿烂”,在比喻祖国时,我们总是用“母亲”。我们这一代人都会有这种记忆,在中学的课堂作文上,不管你写作的是什么题材,结束前都要点题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语言方式,要么和一种冷冰冰的缺乏感情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要么和一种空洞的情感夸张联系在一起,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的主持人是前一种,而“春节联欢晚会” 的主持人则是后一种产物,他们在每一个庆祝仪式上的煽情作风,经常令我想起了卡夫卡的名言“情感的枯燥掩藏在热情洋溢的风格背后”。

    当我们都开始觉得这种语言的单调性时,一种新的语言革新在1990年代开始了。这种语言形态的基调是嘲讽、玩世不恭,人们似乎突然寻找到一个有力武器,拼命解构一切昔日的“严肃”与“不容质疑”,流传在餐桌上的、手机短信上的那些短语与笑话从另一个侧面释放了中国人的创造性。但嘲讽与解构,令人愉快,却难以维继,因为被解构对象早已奄奄一息,而且解构造一个单调的对象,并不能创造出丰富的色彩,反而衍生出一种滥情。

    我们的语言变成了今天的状态,翻开当日的报纸,打开最受欢迎的互相联门户网站,陈旧口号式的表达仍四处蔓延,既有“广电总局:法制报道严防追求刺激和娱乐化倾向”,“ 马英九称若遭起诉将请辞陈水扁心情大好”这样的标题,也有“何洁:学会感恩,我活着回来了”、“怎样把自己打造成一款经典女人”这样的所谓新型表达。它们令人想起普利策、赫斯特的黄色报业时代,空洞的危言耸听和低级的煽情主义结合到了一起。

    不停的批评,不是对抗这种倾向的真正有效手段。我为自己失去幽默感而不安,是因为愤世嫉俗的批判,在本质和我所批判的对象是相同的——我们都是一种单调思维、单调的语言的受害者。这两者都在纵容自己的某种情感或偏见过度的膨胀,而不理会社会的真相。

    天前,我读到马斯洛的那个精彩比喻,这位伟大的心理学家说,如果说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类的地下室——在他兴起的研究中,心理学家们研究病人、失常的人,病态和恶习,那么他就期待研究人类的阁楼——“揭示人类的潜力,美德、抱负或者可以达到的心理高度”。我想,在很多时刻,我过度描绘了中国社会的地下室,却忘记了还有阁楼的存在,那个一心要为建设更美好的社会而付出的一代代中国人。不能假装一直以“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来为自己智力上懒惰、情感上缺乏细微的感受力而辩护,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我们已经不停的看到知识分子以强调批评性的面目示人,而陷入了自我沉溺的境地。

    还是让这一切从语言的改进开始吧。端庄、清晰而精确的语言的必需的,当批评什么时,不是笼统的下一个结论,而是给出更明确的例证、更细节的描述。也不是那种总是自以为是的严肃,幽默感不是缺乏价值判断,而是对世界的复杂性的一种更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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